本刊记者：王书记，您好。我们了解到，在您的职业生涯中，除了学校主任、副校长、校长、区教育局副局长、区教研院党政负责人、学校书记、教育集团总校长等多岗位的行政履历，在教师专业发展方面，您是广东省第八批特级教师、广东省首批正高级教师。当下，有不少教师将教师的专业发展与行政管理工作对立起来，首先请谈谈您个人的职业感悟。

　　王建春：我在高二时有幸读了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对其主题与人物命运的深刻感悟是，影响一个人的生活质量四个变量：出生家庭、所在地方、教育程度、职业努力。我出生在四川广安(邓小平同志的家乡)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如小说中孙少平、孙少安出身贫困农家，起点极低，不像田晓霞、田润叶出身干部家庭，拥有更多的生活资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城乡二元差异巨大，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壁垒森严，决定了就业、福利、社会身份的巨大差异，是人物命运的重要区别。读书是农村青年“跳出农门”的关键路径，孙兰香靠读书考上大学彻底改变命运，孙少平因教育背景受限，只能从揽工、矿工做起，考上大学改变命运是那个年代的标志。看小说，往往会把自己摆进小说人物情境中，高二时的我就明白：家庭出身没有选择，不怨天尤人，更不能埋怨父母;一定要考上大学才能进城，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高中时代的读书目的功利性很强，拼了命、如饥似渴的学习，就是为了改变命运，有点如四川人饺子塑造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意思。相比一线城市广州当下的学生，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从西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毕业参加工作，对比四个变量，只剩下职业努力这个变量，工作三十三年，人生其实很单一，就是在教师职业上一直不断地努力而已。职业是为了谋生，是生存的基础;慢慢地，对教书育人有些感悟，寻求理论支撑，从现象中掌握规律，写一些文字，发表一些文章，就有琢磨和研究的味道，教师专业成长的概念也就建立了起来;随着职称、荣誉和职务的不断提升，学术和行政的平台越来越大，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随之而生，工作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生存和家庭幸福，时常思考国家、民族和未来，为更多的人带去愉悦和美好，对教育的理解逐渐提升到了事业的视域。

　　本刊记者：您的成长背景对您的专业成长有哪些影响?

　　王建春：我的童年及求学时代一直生活在川渝地区，大学一毕业便分配到广州工作，巴蜀文化、广府文化无疑是对我人生最浓墨重彩的影响。当然，在个人成长过程中，还有一些特别事件的影响。

　　(一)巴蜀文化的浸润

　　我的老家四川广安地处川东，巴蜀文化氛围浓郁，蜀人常璩《华阳国志》对川人描述是“君子机敏，小人鬼黠”，《宋史·地理志》描述川人“好音乐，少愁苦”。“湖广填四川”等历史大事件形成川人豁达乐观、不屈与诙谐的移民文化。我的童年、中小学、大学都浸润在“乐观开朗、诙谐幽默”巴蜀文化氛围中，特别喜欢与人“摆龙门阵”，四川人“龙门阵”与北京人“侃大山”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同属于语言艺术，同属于一种有滋有味的市井交流方式。作为小平同志的家乡人，他的“三落三起”故事让我从小就明白人生路的崎岖坎坷和乐观心态的重要性，他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等生动简练的语言让我明白深刻的大道理其实是可以用很简约的语言表达的，相信这些生活文化背景对我“阳光·简约”的教学风格有一定潜移默化的深层影响。

　　(二)广府文化的熏陶

　　尽管童年、青少年的巴蜀文化渗透入骨髓，但三十多年的广州生活深刻影响着我的为人处世。工作的第一间也是时间最长(二十年)的学校——广州培英中学地处老广州核心城区荔湾，后来虽然因组织需要，我的工作单位不断变动，但居住在芳村花地湾浣花路一直没变，这里浸润在广府文化的烟火与底蕴中，这份熏陶如春雨润物，悄然融入血脉，渗透在衣食住行之间，滋养着我的成长，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街巷里，镬耳屋的青砖黛瓦藏着岭南建筑的精巧，骑楼的廊柱遮风挡雨，见证着广府的开放包容。粤剧的唱腔萦绕耳畔，水袖翻飞间尽是岭南风情;陈家祠的砖雕、广绣的针脚，镌刻着广府人的匠心。粤语的韵律更是日常，一句“雷猴”的问候，一句“做人最紧要开心”的叮嘱，既有“食在广州”的务实，也有邻里间的温情，藏着广府文化的温润与豁达。它让我懂得务实包容的处世之道，感受匠心坚守的文化底蕴，更让我明白，广府文化从来不是故纸堆里的文字，而是鲜活在烟火人间、代代相传的精神力量。广州人务实、包容、低调，务实的本质是追求高效，效益最大化，深刻影响着我简约教学风格的形成：简约教学的本质追求就是抓住核心概念和规律，追求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高效性。

　　概而述之，巴蜀文化形成了我生活的阳光心态，广府文化促成了我教学的简约风格。

　　(三)特别事件的影响

　　1.就读师范：郁闷

　　就因为家里穷，我选择了不但不交学费、而且国家发放生活费的师范院校;为了省每学期开学和放假往返的交通费，选择了离家最近地处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大学(学生票半价2.5元就可以到学校)。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社会“下海”的年代，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段子“10亿人民6亿商、3亿股，还有1亿在跳舞;在深圳大街上向天随便抛一块砖头，就可以砸到三个经理”。教师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低，感觉读师范入错了行，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起，大学四年大多数时间就是在这种郁闷的心境中度过的。

　　2.选择工作：彷徨

　　我大学毕业正值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第二年，中国真正大步迈入改革开放的时节，当时全国流传“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口号，高中时代就特别向往大都市生活，一直希望到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去看看。恰逢广州市白云区到西南师范大学招聘教师，而我当时已拿到分配在四川当时还不错的工作单位，我有些纠结，到底是在熟门熟路的四川还是离乡背井去广东?带着这样的彷徨去征求我大学毕业论文指导教师的意见，他说，能去广州最好，那里人多，卖盒饭也卖得快些。于是毅然决然地登上需坐56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南下广州。1993年分配到广州市培英中学，发现广州有本事的中学老师纷纷“下海”了，教师的社会地位实在太低，本校的女教师宁愿嫁工人、出租车司机、个体老板等等也不愿嫁老师。1994年广东高考科目取消了生物学科，生物学科老师在学校更没有地位，当时一些好心同事屡屡给我介绍女朋友相亲，对方或对方家庭一听我是教师，纷纷说我是个好人，然后没下文了。有一位广州本地姑娘觉得我还是勉强可以的，但其父母坚决不同意，劝说他们的女儿“这个人绝对不能要，读师范走错大门，读生物连小门都走错了”，因为当时高考科目的老师还可以在社会上给学生做家教挣点额外补贴。在这种环境下，内心充满彷徨，教师这职业，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不做教师，还能做什么呢?

　　3.良好家教：认真

　　在我刚参加工作最苦闷、最彷徨的时刻，我父亲以其农民特有的方式教育我，“做老师再差，总比面朝黄土背朝天做农民强”，要我好好珍惜吃“国家粮”的机会，凡事都要像种庄稼一样认真，不能敷衍，你敷衍庄稼，庄稼就会敷衍你的肚皮，让你挨饿。哪怕国家安排你去扫地，你也要扫得干干净净，对得起“国家粮”。我真真切切是干过农活的，对我而言，无论干什么工作，其辛苦都绝对比不过头顶烈日、在地里劳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知道父亲的话没有任何说教成分，那是真的。也许是对生活要求基于“农民想法”，每当我认真的工作获得奖励和提升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感恩的心，格外知足，越感恩就越认真地干，越认真地干就越出成绩，这么多年来感觉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4.优秀学校：坚守

　　我工作的第一所学校广州市培英中学是1879年由美国传教士那夏礼博士创建的，1993年入选《中国百年名校》，其高考成绩常常与广州一、三、五、七中学齐列甚或居前。学校海外关系多，我1993年进校时校办工厂还很红火，教师收入是其他学校的2-3倍，课程设置超前，环境氛围优美，人文关怀到位，是一个去了就真的不想离开的地方。1995年全白云区“远学钟南山，近学陈耀汉”活动让我开始关注和学习身边最优秀的老师，陈耀汉老师当时是全白云区唯一的特级教师，信息技术老师，每年大年初一区委书记、区长都会上他家慰问拜年，对我内心影响很大：原来非高考科目老师也可以这么有尊严!

　　5.可爱学生：亲情

　　现在想来好幸运，我工作的对象是十六七岁花季学生，生命力最旺盛。在他们面前感觉永远年轻。与我同年考上大学的堂兄是一知名大医院重症监护室专家，有一次一起小酌聊天，他非常羡慕我，说我的幸福指数比他高：他每天面对的是痛苦和死亡，而我每天面对的是勃勃朝气和蠢蠢欲动的青春。在我眼里，仅因为学生年轻，前途就有无限的可能，所以特别敬畏学生。在我眼里，我的学生中，一不小心就可能出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文学家、美术家、音乐家……，一直有最质朴的想法：我的学生不能吃亏，学生的前途绝对不能砸在我手里。这么多年成功带完一届高三又忙碌下一届，那种感觉真的像撑船的艄公，生怕在风雨浪潮中有所闪失。正因为我特别尊重学生，从教30多年，我教的学生无论男女大小都叫我“春哥”，学生叫我一声“春哥”，我就得把学生当亲弟亲妹看待。我带的学生每届高考都有优异成绩，一度“信春哥，上本科”全市流传。随着本科开始普及，这句话慢慢变成“信春哥，特控多”。

　　本刊记者：我们了解到，您多年倡导“阳光简约”的教育教学主张，多种场合呼吁“只有阳光的教师才能培养出灿烂的学生”，请您谈谈阳光心态对于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性。

　　王建春：从我所从事的中学生物教学专业角度出发，我深深地知道阳光对于生命的重要性，它是生物圈一切能量的最终来源，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原动力。我读大学期间一首很流行的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中有一句“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工作不久听翟鸿燊先生讲国学启发很大：“凡要想成功的人对人呵呵笑就可以了……”笑，是世界通用的语言。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学生都很具影响力的。教育的本质就是给人的未来以希望，教师及其工作对象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教师的阳光心态直接关乎生态课堂的生成，关系到课堂生命的尊重与激活。相随心生，口乃心之门户，教师自己心态不健康，怎么可以教出灿烂的学生?做教育工作最忌讳的就是一脸死相。风水为涣，涣然冰释，春风化雨桃花开，教师永远不做课堂情绪和氛围的破坏者和污染者。凡事总能乐观处之，一切都可以认为是快乐的。在校园、在课堂对待学生能经常微笑，风趣幽默，给人的印象就像和煦的阳光照在身上。如果能让我身边的人因为我的笑容而感到舒心，因为我的出现而快乐，是我一直追求为人师表的基本风格。从教三十多年来，这点在不知不觉中真的做到了，三十多年来，个人生活有感情的伤痛，也有亲友、亲人的离别，还有种种的不如意……，但我的学生很幸运，因为自己从来没有把那些负面情绪带到他们面前。仅这点而言，我自己觉得自己还是很了不起的。尽管我的学生不完全是社会上的佼佼者，他们如果能和我一样在任何情况下有一张笑脸融入社会与生活，我作为他们的老师就有特别的成就和安慰。

　　本刊记者：您的专著《高中生物学简约教学论》也印证了您“阳光简约”的教育教学主张，请您从中学生物学教学角度谈谈您为什么要主张“简约教学”?

　　王建春：生命科学本身研究的对象纷繁芜杂，生命现象复杂多样。本世纪初新课程改革的初衷是改变“六个过于”，特别是“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然而，在欣喜的同时我总有一丝痛处：单从教科书看，高中三年，仅生物学科三本必修两本选修，教材内容大约比课改前增多近2倍。我们的学生学得还是有点累，我们的教师教得还是不轻松，我们的课堂还是常常缺乏实效性，减负工作也还没真正落到实处。无论课程改革方案如何设置，生物学科在学生眼中始终是个小科(号称豆芽科)，如果学生上课不爱听，很难期望他们课后下更多功夫，这一点我还是有学科特性的自知之明的。我是一个把上课看得比天大的人，不管同一内容教了多少遍，我总还是会认真地备课，因为知识是旧的，我也是旧的，但对学生永远是新的，所以，对备课我看得特别重。从教学方式上讲，我的教学风格是深入浅出，喜欢把复杂的生命问题通过联系社会生活生产实际简约化，切实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力争在课堂上解决问题，课后尽量不留作业，让学生腾出更多的时间用于数学、物理等“难学”的学科。要保持每一节课的有效性，教师的语言功夫至关重要，在讲究学科术语严谨的基础上力求语言幽默生动，让学生爱听我的课，对生物学科有兴趣。正是通过这样的认真和努力，2006年我被评为广州市首批基础教育名教师、2010年我被评为广东省第八批特级教师、2013年我被评为广东省首批正高级教师。2012年起连续两届担任广东省教师工作室主持人。

　　本刊记者：一个教师的专业成长，除了自身的努力，还离不开在专业发展上帮助的人。在您的专业成长历程中，有哪些人是您的“重要他人”、他们对您的专业成长有哪些影响?

　　王建春：我工作的三十多年里，每一步成绩的取得，除了个人的努力，与工作平台和重要他人密切相关。平台很重要，离开平台，你什么都不是。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就不行;关键是说你的人要行。我的工作也曾遭受波折和坎坷，但总体上获得的工作平台是不断在变高变大，这绝不是单单靠个人努力就可以的。我真的很幸运，工作中遇到很多重要他人。

　　首先感恩百年名校培英中学。在高考取消生物学科我最彷徨的时刻，当时的教导处李建秋主任劝我说“高考取消，但学科永在，他们下海，你能坚守，若干年后你就是这个学科的顶梁柱”，是他这句“学科永在”，让我坚守住了“豆芽”学科的阵地;林佩玉科组长，全国优秀教师，我的师傅，让我学会驾驭课堂能力，学会与学生打成一片而又不失教师尊严;陈耀汉老师，全白云区唯一特级教师，让我知道教师的尊严不仅仅靠高考成绩，成为我奔向特级教师道路的航标;饶成保校长，在我工作两年即提任我做级长，开始走向漫长的教育管理领域;卫作辉校长，对我赏识信任有加，每给我一缕平台的阳光，我就能带来一片灿烂的天空，从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副校长一直干到培英中学鹤洞校区负责人。跟随卫校长10多年，最大的收获是雅量待人，我从来没见卫校长发过一次脾气，很多次深知他受的委屈与愤懑，问他“为什么不发脾气”，他说，“发脾气除了让事情变得更糟外，没有其他任何正向作用。如果发脾气能解决问题，我早就发脾气了”。

　　感恩广州市教育研究院。生物学科教研员刘玉璇老师，对我这样外省来广州的青年教师特别关爱和期待，常对我们说“不是猛龙不过江”。1994年刘老师到培英中学第一次听我的课，关于植物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存在拮抗现象，我照人教版教材讲“竹子开花死亡”例子，学生茫然且有一个学生嘟哝“竹子会开花吗”，面对课堂生成性教学资源，我为了赶教学进度而忽视了它，刘玉璇老师在听课反馈环节给予我指导，在广州用“荔枝大小年”例子讲这个问题效果会更好。从此，我的教学力戒照本宣科，总是想方设法地与学生生活、所在地生产实际相结合，现在将这个过程称为“教材的第二次加工”或“国家课程校本化”，那个年代我就能关注这个问题，全靠刘玉璇老师的点醒，我的课从那之后，评价都是优秀，学生对我的教学评价打分总是排全校前三，更多的是第一。在使用初中生物“沿海版教材”的那些年月，刘老师给我布置了“沿海版教材研究”的若干任务，发表了几篇相关研究成果的文章;邱才训主任受邀到培英中学给教师作论文选题和投稿发表讲座，拿我发表的文章作案例，让我这个非高考科目的年轻教师在百年名校开始进入领导层的视野，每次到学校调研，都和学校领导说我是可用之才，说的次数多了，学校领导也试着给一些干事的平台，而我总怀着“别人看得起我就不能辜负别人”的朴素想法，把事情干到让领导超级满意;麦纪青科长让我担任广州市中学生物教研会两届会长，钟阳主任是我申报特级、正高的评委。在广州中学生物学界若没有这些老师的抬举，我最多只是学校层面一名优秀教师而已。

　　感恩广东省教育研究院。生物学科教研员杨计明老师给予我《普通高中新课程评价指导》(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高中新课程生物优秀教学设计与案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中学生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2月)等书籍的撰写工作机会。

　　感恩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尽管我不是广东教育学会生物教学专委会主要成员，李娘辉副院长给予我多次在学会重大会议和各种比赛露面的机会。李雪峰副院长给予我教育硕士校外导师机会，高峰副院长经常安排我高考改卷试评工作，让我得到高考研究的一手资料。黄少旭老师给予我广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指导专业委员会生物专委委员职务。李德红等一批教授让我对学术人的严谨、仁厚有直观立体的认知。

　　感恩华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部。最早与王红部长相识于“广州市首批教育专家培养班”，这个班规格很高，她是这个班的导师，给予我职业生涯最困难时期的帮助与指导，让我担任教师教育学部研究生校外导师，也让我结识了教育界吴颖民等大咖人物。受广州市教育局安排，2019年开始成为华南师范大学王红专家工作室访问学者，一直跟随王老师研究并践行“输出为本的教学范式变革”，完成一项广东省规划课题重点项目《输出为本：区域教师培训转型的实践研究》并以优秀结题。2022年9月我开始担任广外实验中学党委书记，将“输出为本的教学”理念在学校大力推广并取得高考成绩年年攀升的效果，2026年3月26日在全市“广一测”分析会上做了《积极德育激发动力，输出为本提升能力》的典型经验介绍。

　　感恩广东第二师范学院。胡继飞教授是我2002年首批省骨干教师培养班的任课教师，也是我2012年广东省教师工作室的理论导师，给予我很多专业发展的机会，他让我参与《生物学课程与教学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9月)编撰工作，为我一生唯一独立署名的专著《高中生物学简约教学论》写序并在2025年6月《中国教师》杂志发文《阳光基于仁爱，简约源于透彻》进一步宣传和推广我的教学思想。除此之外，还让我担任广东省教师继续教育学会生物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闫德明教授帮助我凝练了我的教学风格，并将它作为案例收录在他的专著中。

　　广二师曾小龙、龚孝华、熊焰、于慧等教授给予我很多学习分享的机会。

　　感恩广州大学生命科学院从2009年开始一直聘我为研究生校外导师，每年2-3人，帮助30多人完成学位论文。

　　感恩人民教育出版社生物室。让我审读新编教材，参与编写《教师用书》《新教材学习评价》并给我新教材培训机会。

　　感恩广州市中学生物教研会。独行快，众行远。秉承“研究与服务”“核心与开放”理念，一群相扶相伴的优秀同行，夏涛、刘立翔、谢虎成、冯洁莲、余英、王联新、贺建、刘艳红、刘桦、郭彤、林敏贤、刘华伟、万妍、苏科庚……，不因朋友而做事，而因做事成朋友，一辈子的朋友!

　　本刊记者：教师除了工作，还有生活。您的业余生活一般是怎样度过的?

　　王建春：除了工作之外，我每天喜欢看时事新闻及其评论，它是我了解现代社会发展最快捷的渠道。作为老师，仅有书本那点东西，社会上的东西不知道，很容易被学生看不起的。除了工作之外，我平时喜欢阅读教育理论书籍和杂志，对比较新或对自己工作有用的东西进行标注和收集，教育理论的价值在于知道日常繁琐的教育行为的愿景和追求，有效避免为做而做，甚至混日子。除了工作之外，我平时喜欢一有灵感和好的想法就用笔记录下来，尽管很零碎，利用长假(五一、十一、寒假、暑假)再去整理和反思，发表的几十篇文章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的。现在基本保持每年2—3篇文章发表，要求不高，贵在坚持，坚持就是特色。除了工作之外，我平时喜欢和各种各样“好玩”的朋友小酌聊天，特别是与那些有成就有社会阅历的人聊天，真的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教育学生的许多观点是从这里聊天思维碰撞而来的。除了工作之外，我喜欢散淡型旅游，不太喜欢旅行社赶命一样的行程，喜欢到没去过的地方走一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是我人生一大追求。

　　本刊记者：王书记，在结束我们的访谈前，请给年轻的教师在专业成长上提点希望和发展建议，谢谢!

　　王建春：关爱学生最首先的是尊重学生，把学生当成生命鲜活的未成年人来看。学生首先是生命鲜活的人，他既有客观心理、生理的需求，也有主观的言行举止的表现，从心理、生理规律出发去看学生的问题，才能关爱到点上。学生还是一个未成年人，是允许犯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的，如果学生都不犯错误，教师就不应该存在。教师对学生的关爱就是不断预防和帮助学生改正这样那样的错误。一个不能容忍学生犯错误的教师谈不上真正关爱学生。教师关爱学生不同于家长关爱学生，家长关爱学生更多是生活，教师关爱学生侧重品行，如果没有很好地区分这方面，对学生生活“关爱”过多，反而吃力不讨好，学生嫌老师婆婆妈妈。我对学生的关爱不喜欢讲大道理，一直认为对人的关爱于细微处见真情。例如，在我的课堂上，看到有学生趴在桌上，我就会轻轻地走到他身边轻轻地问他是否生病了?能否坚持?要不要去看校医或回家休息?或是太困了?如果是太困了可以睡一觉，并幽默地提醒同学不要影响他睡觉。通过这样的处理，真生病的同学很感激，认为老师在关心他。发困的同学听出老师关爱的话中有话，绝大多数也不再趴在桌上睡觉了。又如，我知道我们白云区有一些学生的家庭还是处于贫困状态，我每接一新班，我都会宣布：家庭经济有困难的学生请私底下来找我，经济上给予他们教辅资料或生活上的帮助。其实，真正来找我的学生很少，但学生知道我在真心为他们解决困难，对我特别尊敬。

　　我认为教师与学生沟通的主渠道在课堂，在课堂师生见面的时间最多，我喜欢营造课堂的对话氛围，主动地把话题引向学生，让学生多说话，我在对话过程中多用鼓励和赞赏语言，学生愿意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也说出我的看法，甚至让学生来批驳我的观点，原则就是平等，绝对不能高高在上，动辄训斥。我鼓励学生随时以发邮件、短信、写纸条等方式与我交流学习生活等方面的问题，我坚持每条必回。我当班主任特别重视周记的批改，那是与学生真诚的心灵交流，许多学生的改变和成为终生朋友源于周记的认真书写和老师的认真批改。学生许多面对面不好说的话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表达。我不太轻易主动找学生来谈话，倒是鼓励学生遇到问题主动来找我，在我教的学生中，知道我主动找人谈话一定是出了“大事”。凡是主动找我谈话的学生我最后都特别感谢他，感谢他对我的信任，能把自己心里最隐秘的事情与我交流。我与学生谈话，尽可能让学生说，说他们的想法和认识，我认真倾听，不到关键处不会插话，多数情况是学生说完了，他自己也就想通了，情绪也就平和了，今后的主意也就有了。学生说话的过程其实就是他反思的过程，远远好过把学生拉来劈头盖脸地训一餐。

　　新时代，我们要做“四会”教师：会想、会教、会写、会说。一定要加强写作能力，敢于动笔，不怕肤浅与稚嫩，没有人天生就成熟和深刻;勤于动笔，日积月累高人一筹，机会从来是眷顾那些有准备的人。学习能力是人的核心竞争力，珍惜“学习”和“被学习”的机会，“被学习”比“学习”更重要。任务驱动，千万不要轻易推脱上级特别是学术界找你做的事，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本人的很多所谓的成果，包括这篇文稿也是胡继飞教授布置的任务赶出来的。

　　慎交往，看一个人的涵养看他在读些什么书，看一个人的品位看他经常与什么人交往。与有成就或有思想或有阅历的人交往，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掉厕所，忌讳“牌友”“麻友”“酒友”等小圈子，一定要慎之又慎。下对注，赢一次;跟对人，赢一世。

　　教师发展分化，每天晚上7—10点看教师在干什么?看电视、上网、打麻将、打球、做家务?备课、改作业、看书、写东西?每年长假看教师在干什么?坚持看3-5年，很准的。

　　专业成就尊严，只要在学校，无论做到什么职务的领导，千万不要轻易放弃专业发展。忙，不是理由。行政如棋子，进退往往不由自己;专业的不可替代，往往是尊严的护身符。

　　工作再忙、再繁琐，千万别忘了做人的乐趣，缺少情趣的人不太受学生喜欢的。要成为有技能的人，技能比知识更重要;要成为有思想的人，思想比技能更重要;要成为有情趣的人，艺术比思想更重要。艺术即情趣，艺术即休闲。忙碌往往是借口，老说自己忙的人多数是不诚实的，更多的时候是在哄骗自己而已。

　　以上就是一个临近退休的老教师给青年教师在专业发展上的个人建议，仅供参考，谢谢!